《活著》與《了不起的蓋茨比》中新舊社會力量的對立和衝突

在名作《活著》與《了不起的蓋茨比》中，作者余華與菲茲傑拉德分別以不同的敘述手法揭示了在各自的時空背景下，新舊社會力量的對立和衝突。

《活著》的故事發生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年代——一個動盪的年代。當時，共產黨實行土地改革，鼓動農民打倒地主，邁向解放。最終，代表舊社會力量的地主不敵人數眾多的新社會力量，不少曾風光一時的地主就這樣死在了革命的槍眼下。作者余華將此種特殊的時代背景充分發揮，賦予了書中主角——福貴一段一波三折的人生，讓他經歷了新舊社會力量的接替。在書中，福貴本是個闊少，結果卻在賭博中輸了錢，把祖傳的大宅和幾畝地賠給了龍二，從此變為農民。福貴倒也因禍得福，躲過了眾人對地主的批鬥，卻苦了才當地主沒多久的龍二。在被槍斃前，龍二哭著鼻子對福貴喊，「福貴，我是替妳去死啊。」作者通過安排福貴從地主墮落到農民，讓他先後成為新舊社會力量的一份子，令角色和讀者得以從兩者的視角去審思當時的社會衝突。「我回來的時候，村裡開始搞土地公改革了......龍二還是不識時務，那張嘴比石頭還硬，最後就給斃掉了。」余華從福貴的觀點描述了土地改革、批鬥地主的經過，並以理性的筆觸客觀地敘述事件，令讀者不至於投入太多感情，深陷於新舊社會力量的其中一方，而能夠冷靜地反省當時的局面。通過戲劇性的情節安排、特殊的角色視點和理性的敘述，余華將新舊社會力量的衝突真實而不浮誇地展現了出來。

《了不起的蓋茨比》則發生於20世紀20年代，那段美國迅速發展的黃金歲月。由於全民消費力上升，不少新富得以在短時內累積大量資產，一躍擠進社會名流之中——而後者的財富往往已經傳承了好幾代人，並以家族的傳統與歷史為傲。在這樣一個混亂的年代，新富和舊福兩種社會力量不可避免地起了衝突。歷史淵源的「老貴族」們對暴發戶表示不屑，輕蔑之情在舉手投足間顯露無遺。作者菲茲傑拉德便通過直白的心理描寫揭示了此種情形。「她厭惡那種與老派社交禮儀粗陋不合的粗俗習氣，厭惡西卵居民那種原本家徒四壁而後富可敵國的過於突兀的命運。」作者通過游離於新富與舊富之外的旁觀者尼克，較為客觀地提供了一種對於女主角黛西內心世界的揣測。黛西在老牌貴族世家長大，習慣於傳統，無法接受充斥著暴發戶的西卵，並打從心底對西卵的一切感到厭惡。作者使用極富感情色彩的「厭惡」一詞，尖銳地點出了當時老派人士對新富的無法接受，帶出了東西卵兩岸人士的對立。菲茲傑拉德善用心理描寫，使讀者能一窺角色的想法，更深入地了解舊福對新富的厭惡，及兩者的對立立場。

總的來說，《活著》以一種更為含蓄與理性的筆觸勾勒社會情況，《了不起的蓋茨比》則更傾向於運用富有感情色彩的心理描寫來一探當事人的心境。前者僅以寥寥幾筆描繪事件經過，給予讀者更多思考空間；後者則著墨於身處衝突中人物的內心，令讀者對他們感同身受，增加臨場感。